杜甫心影录

哀王孙
     安禄山叛乱后，唐玄宗任命老将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，率兵讨伐叛军。当时军心涣散，哥舒翰明知无战胜之望，于是固守潼关，以待时机。但唐玄宗和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另有企图，接连不断地派宦官去催战。哥舒翰无奈，于天宝十五年（756）六月引兵出关，在灵宝（今属河南省）西原遇敌，一战溃败，唐军全部覆没。原先骄狂自大的唐玄宗，一下变得束手无策，恐惧万分。杨国忠首先提出逃往四川的主张，玄宗答应了。到了夜晚，玄宗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六军，选取九百匹骏马，次日（十六日）清晨，在细雨中，他和杨国忠、杨贵妃姊妹、在宫中的皇子皇孙、妃嫔公主，以及亲近的太监、宫人，从延秋门逃出。
     “长安城头头白乌，夜飞延秋门上呼。又向人家啄大屋，屋底达官走避胡。金鞭折断九马死，骨肉不得同驰驱”（《哀王孙》）。早在先秦，乌鸦就已被人视为不祥之物。南朝梁武帝末年，侯景起兵叛变，不久自立为帝，派人修饰台城及朱雀、宣阳门，那天有数万白头乌，集聚在门楼之上，童谣说：“白头乌，拂朱雀，还与吴。”上面所引的几句诗，正是以谣谚的形式，借侯景之事，影指安禄山叛乱。九马、金鞭，都是皇帝乘用的东西，金鞭坚固，九马善驰，而现在竟至鞭断马死，从中可见逃奔时匆忙狼狈的情状。玄宗这次出奔，是瞒着别人，偷偷进行的，甚至连住在宫外的公主王孙，也抛下不管，致使这些王孙流落街头，备受欺凌。金圣叹已经看出，在这几句诗中含有讽刺之意：“平时居大屋，作达官，此夜妖乌空啄大屋，屋下达官，去已久矣。写尽朝中大臣伎俩。”又说：“匹夫犹有托子之谊，身食其禄，而祸至先去，失落下其王孙，即何以自解？”（《杜诗解》）其实，随同玄宗逃奔的大臣，只有杨国忠、韦见素、魏方进等少数几个人，绝大多数官员事前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。那天还有不少人去上朝，到了宫门，仍听到报时的漏声，看到肃然而立的禁卫，直到宫门打开，宫人乱哄哄地跑出来，才知道皇帝已经失踪了。因此，这里托言“达官”，只是一种不能明指玄宗的掩饰之词。升平时期穷兵黩武，横征暴敛，驱百姓于水火之中，一旦临难，又连骨肉都弃之不顾，素有“多情天子”之称的玄宗，其无情无义和一般皇帝没有什么不同。
     肃宗至德二年（757），杜甫身陷长安，在路上碰到一个遍体鳞伤、无家可归的王孙，写了《哀王孙》这首诗。“腰下宝玦青珊瑚，可怜王孙泣路隅。问之不肯道姓名，但道困苦乞为奴。已经百日窜荆棘，身上无有完肌肤”。一个王孙，居然沦落到这种地步，实在可悲。不过在被玄宗抛弃的王孙、公主中，这还算是幸运的，至少他还能在路旁哭泣，还有卖身为奴的自由。据史载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安禄山派孙孝哲在崇仁坊杀了霍国长公主、永王妃及驸马杨驲等八十三人，并挖了他们的心，用以祭其子安庆宗。有的还用铁器揭开脑壳，街上流满了污血。没过几天，又杀了王孙、公主二十余人。当时追随玄宗入蜀的王侯将相，只要亲属还留在长安，即使是襁褓中的婴儿，也不能幸免。
     历览前史，当一个王朝衰亡的时候，其子孙常常因为祖先的罪孽而被杀害。秦朝末年，项羽率兵进入咸阳，即焚烧宫室，屠杀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和秦宗族。西晋年间，汉主刘聪派兵攻陷洛阳，纵兵烧掠，晋妃嫔公主被士兵凌辱，王公大人接连被杀，连求为奴仆都不可得。唐朝末年，黄巢攻破长安，几乎把留下的唐宗室杀得一个不剩。倒是蒙古人入主华夏，对宋宗室的处罚，相对说反要好一些。难怪当李自成攻破北京，崇祯皇帝在自杀之前，先用剑连斫长平、昭仁两公主，并悲切地说：“汝何为生我家？”中国末代皇帝溥仪，大概是命运最好的一个亡国之君，居然还能在清朝灭亡之后，留在紫禁城内，当了几年小皇帝。即使那些侥幸活下来的王孙、公主，由于他们一直生活在富贵荣华之中，未经世事磨炼，不知人间苦辛，唯有骄娇二气，缺乏谋生能力，到了不能寄生的时候，就常常显得格外无能。过去他们依靠祖先的荫庇，权势的支撑，一直处在使人妒羡的地位，在落难之后，虽然能引起一部分人的同情，但更多的人对此却怀有幸灾乐祸的心情。而如果其本人或其父辈曾经有害于人，有损于人，此时更易成为报复的对象。所有这一切，都使王孙落难比常人更加凄惨。“龙种自与常人殊”，但并不是其骨相和常人有什么不同。在得势的时候，他们确实在各方面都有着与众不同的优越，一旦落难，也将遭受不同常人的厄运。

哀江头
     杜甫在长安生活的时候，作了不少有关曲江的诗篇。曲江是唐代著名风景区，在杜陵西北五里，实际上是个大池，又名曲江池。这里在秦时为宜春苑。汉武帝开渠营造，因水流曲折，有似广陵江，故名曲江。隋文帝嫌曲江名不正，见水中满是荷花，更名为芙蓉池。“（唐玄宗）开元中疏凿，遂为胜景。其南有紫云楼、芙蓉苑，其西有杏园、慈恩寺。花卉环周，烟水明媚。都人游玩，盛于中和（古代民俗在农历二月二日，出郊游玩，称为踏青）、上巳（见《曲江游春》）二节。彩幄翠帱，匝于堤岸，鲜车健马，比肩击毂。入夏则菰蒲葱翠，柳荫四合，碧波红蕖，湛然可爱”（康骈《剧谈录》）。唐玄宗晚年耽于逸乐，开元二十年（732），从大明宫筑夹城（两边筑有高墙的通道），经通化门观，至兴庆宫，再从兴庆宫筑夹城经春明、延喜门，直抵曲江芙蓉苑。“青春波浪芙蓉园，白日雷霆夹城仗。阊阖（指宫门）晴开詄荡荡，曲江翠幕排银牓。拂水低回舞袖翻，缘云清切歌声上”（《乐游园歌》）。杜甫这几句诗，以华丽的语言，记载了玄宗带着杨妃等人来此游乐的盛况。至于那些达官贵人的笙歌画舫，更是日日泛游在曲江池上。
     但曲江的繁华，很快就被安史叛军的铁蹄踩得粉碎。“少陵野老吞声哭，春日潜行曲江曲”。肃宗至德二年（757）的一个春日，杜甫偷偷来到曲江，在暗蔽之处踽踽独步。面对着眼前的荒凉景象，追思昔日的烟花红尘，心事浩茫，百感交集，写了《哀江头》这篇名作。
     雕栏玉砌依然在，只是人事改。江边起伏的楼台亭阁，千门紧锁，将往昔的风流繁华，一起锁在尘埃之中。但锁不住东风，锁不住春光，曲江依然绿水弥漫，青山苍翠，旧树新花，映照斜阳。尽管国蒙大难，人怀长恨，但山水无恙，草木无情，全不管人间兴亡。“江头宫殿锁千门，细柳新蒲为谁绿”？“人生有情泪沾臆，江水江花岂终极”。当有情人面对无情物，触目增悲，该是何等伤感！“惜昔霓旌下南苑，苑中万物生颜色”。“翻身向天仰射云，一笑正坠双飞翼”。追想当年，旌旗蔽日，车马塞路，轻歌曼舞四起，花光人面相映，一时行乐盛况，记忆犹新，而眼下竟是如此冷落、凄凉，这种强烈的今昔对比，格外激起诗人物是人非之感。俯仰盛衰，故国之思，跃然纸上。“黄昏胡骑尘满城，欲向城南望城北”。诗的最后两句，“兴哀于无情之地，沉吟感叹，瞀乱迷惑，虽胡骑满城，至于不知地之南北，昔人所谓有情痴也”（钱谦益《钱注杜诗》），从中深切地表现了诗人凄楚迷惘的心情。
     经过连年战争的破坏，宫殿圮毁，曲江荒芜。据史载，唐文宗喜爱诗歌，常常吟诵杜甫的《哀江头》，知道在天宝以前，曲江沿岸，楼台四起，宫殿罗列，于是想恢复升平时的盛况，在太和九年（835）冬，大兴木石，新造了紫云楼、彩霞亭等建筑，以助壮观。杜甫始终希望他的诗能够感悟君王，裨益政教，不过在他生前，这个愿望不曾实现。无论玄宗、肃宗，还是代宗，对他的作品，都从不注意。直到他死后，文宗才为他的诗所动，并由心动变作行动。但是，杜甫作这首诗，是希望后来君王能从玄宗穷奢极欲、不恤国事，因而引起安史之乱这段历史中吸取教训，但文宗读了这首诗，反而效法前王的豪奢之举，变教训为经验，这可真像扬雄所说的那样，变讽为劝了。这是杜甫怎么也不会想到的。难怪宋代孔平仲读了此诗，发出这样的感慨：“自甫之后，其诗益重，故能感悟文宗，而使之有所更新。然其施为改易，不见之于政事，惟嬉游是广，台榭是增，是岂子美之意哉！吾于是见子美之穷，已死而犹不遇也。”（《书杜子美〈哀江头〉后》）
     据钱易《南部新书》载，唐昭宗天佑初年（904），来了一场大风雨，曲江波涛震荡，连日不止，一天晚上，池水忽然无缘无故地枯竭了。从此以后，岸边的宫殿，全都埋没在荆棘之中。北宋张礼所看到的曲江，已经全被辟为农田，唯剩地名依旧。曲江遗址在今陕西西安市郊，四周隆起，中间低下，为一南北长东西窄的不规则形，池址范围还很清晰，根据实地测量，面积约七十万平方米。

《哀江头》与《长恨歌》
     《哀江头》全诗共二十句，除首尾八句抒写诗人的哀愁，中间一大段，全写杨贵妃过去在曲江游乐的情景，以及缢死马嵬、血污游魂的结局。为此，过去不少人认为这首诗是为杨贵妃作的，并拿它和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进行比较。如钱谦益说：“玄宗之幸蜀也，出延秋门，过便桥，渡渭，自咸阳望马嵬而西，剑阁以东，岂非蛾眉宛转、血污游魂之处乎？故曰‘去住彼此无消息’，行宫对月，夜雨闻铃，寂寞伤心，一言尽之矣。‘人生有情泪沾臆，江水江花岂终极’，即所谓‘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’也。”（《钱注杜诗》）其他像“同辇随君侍君侧”，与“春从春游夜专夜’，“明眸皓齿今何在”，与“回眸一笑百媚生”，“血污游魂归不得”，与“回看血泪相和流”等，无不可以相互引证。
     有比较就有评价。北宋苏辙说：“《哀江头》即《长恨歌》也。《长恨歌》冗而凡，《哀江头》简而高。”（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引）又说：“予爱其（指《哀江头》）词气如百金战马，注坡蓦涧，如履平地，得诗人之遗法。如白乐天诗词甚工，然拙于纪事，寸步不遗，犹恐失之，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。”（《诗病五事》）南宋张戒也说：“《哀江头》云：‘昭阳殿里第一人，同辇随君侍君侧。’不待云‘娇侍夜’、‘醉和春’，而太真之专宠可知；不待云‘玉容’、‘梨花’，而太真之绝色可想也。至于言一时行乐事，不斥言太真，而但言辇前才人，此意尤不可及。如云：‘翻身向天仰射云，一笑正坠双飞翼。’不待云‘缓歌慢舞凝丝竹，尽日君王看不足’，而一时行乐可喜事，笔端画出，宛在目前。‘江水江花岂终极。’不待云‘比翼鸟’、‘连理枝’、‘此恨绵绵无尽期’，而无穷之恨，黍离、麦秀之悲，寄于言外。……元、白数十百言，竭力摹写，不若子美一句，人才高下乃如此。”（《岁寒堂诗话》）
     《长恨歌》篇幅较大，词句铺张，而《哀江头》写杨妃专宠，仅“昭阳殿里第一人”一句；写杨妃娇艳，仅“明眸皓齿今何在”一句；写马嵬之死，仅“血污游魂归不得”一句；写玄宗相思，仅“去住彼此无消息”一句。叙事简洁，笔力劲健，有骏马跳涧之势，就表现手法说，和《长恨歌》确有所不同。但若仅仅以文之繁简，来抑白扬杜，却有失公正。清代翁方纲认为：“白公之为《长恨歌》、《霓裳羽衣曲》诸篇，自是不得不然，不但不蹈杜公、韩公之辙也。是乃浏漓顿挫，独出冠时，所以为豪杰耳。”（《石洲诗话》）对此，《唐宋诗醇》讲得更加明白：“白氏《长恨歌》，乃因《长恨传》而追叙其事，委曲凄断，自成一家，正不得沾沾比勘也。”近人陈寅恪发挥了这种看法，认为唐代小说“驳杂无实”，“文体众备”，而《长恨歌》正是这种小说中的歌诗部分，和陈鸿的《长恨歌传》不可分离，必须合在一起阅读评赏。“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文之内，歌中自不涉及。而详悉叙写燕昵之私，正是言情小说文体所应尔，而为元、白所擅长者”。批评宋人“不晓文章体裁，造语蠢拙”（《元白诗笺证稿》）。
     陈鸿说白居易作《长恨歌》，“意者不但感其事，亦欲惩尤物，窒乱阶，垂于将来者也”（《长恨歌传》）。这或许是白居易的本意。但正像托尔斯泰写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原想把女主人公写成一个放荡的女人，但写着写着，不知不觉深入到角色之中，由厌恶而喜爱，结果将安娜写成一个不幸的、令人同情的女人；在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中，也已很难看出对杨贵妃的指责，更多的倒是深切的同情，诗中的杨贵妃，已不是一个使唐王朝走向衰败的祸物，而是一个忠于爱情、命运不济的美女。白居易出生的时候，杨贵妃已死去十六年，他不曾亲眼看到杨氏一门的骄横跋扈，不曾亲身经历安、史叛变的动乱，没有切身的痛恨；而杨贵妃悲剧性的结局，她和玄宗的爱情，经过众口传说，已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，在创作过程中，产生同情心，是很自然的。而杜甫的情况则不一样。在安、史叛乱前，他写了不少伤时忧世的作品，其批判的锋芒，常常直指杨氏；虽然这时杨贵妃已经遭到惩罚，并引起诗人的感慨，但决不会引起同情，无论在杨妃生前，还是在她死后，对国事的忧虑，始终压倒一切。“石壕村里夫妻别，泪比长生殿上多”（袁枚《马嵬》）。杜甫所关心的，始终是国家的安危，百姓的疾苦，而不是杨贵妃一人的命运。《哀江头》并不像钱谦益、黄生、沈德潜等人所说的那样，是为杨妃而哀伤，而是借杨妃的今昔对比，来抒发诗人的现实感慨，这是《哀江头》和《长恨歌》两诗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。《哀江头》是抒情史诗，所写的是时事，杨贵妃的事只是陪衬；而《长恨歌》则是传奇，着重写的是爱情，时事只是这个爱情故事的背景。由此，《哀江头》半露半含，若悲若讽，回映多姿，唱叹有声，黍离之悲，流溢行间；而《长恨歌》则刻划形容，淋漓尽致，层层渲染，一气舒卷，风华掩映，文情相生，哀感顽艳，悱恻动人。

乱世离情
     传说“彭城刘景直，雍熙（宋太宗年号）间游华清宫，因题诗于门屏间云：‘天子多情宠太真，六宫专幸掌中身。渔阳鼓动长安破，从此香肌委路尘。’是夜，梦明皇（唐玄宗）召去，论当时事……岐王至，明皇曰：来何晚？王曰：适杜甫到臣帐中，诵哥舒翰诗向臣，似有得色，云：旧月低秦树，山河绕汉宫。’明皇曰：常爱伊‘夜阑更秉烛，相对如梦寐’之句。李白终无甫之筋骨……”（阮阅《诗话总龟》引《洞微志》）又传说“盛文肃梦朝上帝，见殿上执扇，有题诗云：‘夜阑更秉烛，相对如梦寐。’意其天人诗，识之。既寤，以语客，乃杜甫诗也”（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·前集》引《幕府燕闲录》）。
     这两句诗，出自杜甫《羌村三首》。究竟有什么魔力，居然一再入人之梦呢？
     至德二年（757）二月，肃宗将行在（朝廷临时所在地）从彭原（今甘肃宁县）迁到凤翔（今属陕西）。四月，杜甫在大云经寺和尚赞公的帮助下，出长安金光门，履危蹈险，只身潜奔凤翔，任左拾遗。没几天，就因疏救房琯，触怒肃宗，幸亏宰相张镐的营救，才未问罪，但从此失去了肃宗信任。八月，奉敕回羌村探亲。秋天回到家中，写了《羌村》、《北征》这些名作。
     “爷娘闻女来，出郭扶相将。阿姊闻妹来，当户理红妆。小弟闻姊来，磨刀霍霍向猪羊”（《木兰诗》）。这几句诗，写木兰代父从军，立功回家时，家人激动、喜悦、忙碌的景象，在实际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，但杜甫写他刚到家时的情景，则完全不同：“峥嵘赤云西，日脚下平地。柴门鸟雀噪，归客千里至。妻孥怪我在，惊定还拭泪。世乱遭飘荡，生还偶然遂。邻人满墙头，感叹亦歔欷。夜阑更秉烛，相对如梦寐。”王嗣奭认为：“‘妻孥怪我在’二句，总是一个喜。盖久别积忧，忽然归，骤然见，喜不可堪，且怪且惊，继之拭泪，皆喜心逼迫出来有此光景。”（《杜臆》）这种分析，还只停留在诗的表面。当时攻战不休，寇盗纵横，白骨遍野，十室九空，人命危殆，朝不虑夕，谁也不敢有必生之望。“寄书问三川，不知家在否？比闻同罹祸，杀戮到鸡狗。……摧颓苍松根，地冷骨未朽。几人全性命，尽室岂相偶”（《述怀》）。这几句诗，真切地写出了战乱将无数家庭毁灭的惨状。在这种时候，当久别的亲人突然出现在眼前，反使人疑神疑鬼，惊怪不已；直到两眼相对，两手相握，方才知道彼此都还活在世上，于是转惊为喜，泪流满面了。反过来说，正因为有了“间道暂时人”这样的恐惧，才会有“生还偶然遂”的慨叹。世事的艰危，旅途的险恶，分离时的忧惧，相见时的惊喜，多少甜酸苦辣，都包含在这十字之中。杜甫后来作过一首诗，其中有两句是：“乱后嗟吾在，羁栖见汝难。”（《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觅使寄此》）所表现的正是同样的情意。
     夜深人静，惊犹未已，泪眼荧荧，相对无语，悲喜交集，如在梦中。心中情思，无从说起，也不必多说，此时无声胜有声，千言万语，已尽在灵犀一点之中。情到难以自持之时，往往以真为假，以假为真。当人的愿望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，当人不堪别离愁思的折磨，惟有以假为真，在梦境之中得一些安慰。但梦醒之后，徒然增添更多的怅恨。这种屡次被梦境欺骗的苦涩的感受，使人在真正相见之时，反以真为假，以至不敢自信，恍若处在梦境之中。“夜阑更秉烛，相对如梦寐”这两句诗，将乱世相逢时且惊且疑、亦悲亦喜的心理状态，表现得极其逼真传神。以后如司空曙的诗“乍见翻疑梦，相悲各问年”（《云阳馆与韩绅宿别》），晏几道的词“今宵剩把银釭照，犹恐相逢是梦中”（《鹧鸪天》），都从杜甫诗中化出。而陈师道诗“了知不是梦，忽忽心未稳”（《示三子》），柳永词“夜永有时，分明枕上，觑著孜孜地。烛暗时酒醒，原来又是梦里”（《十二时》），则翻用杜甫诗意，均成佳句。
     在这首诗中，杜甫正是通过描写妻子的惊疑悲喜，来抒写自身极其沉痛的现实感慨；通过一个家庭的团聚，反映出多少家庭已被破坏；通过个人的遭遇，表现国家的灾难。唐玄宗在刘景直的梦中，自称喜爱此诗，不知他是否想过，这样的灾难，都是他一人造成的？如果他认识到这一点，怎么竟一点也不感到惭愧？如果他连这点也不明白，那么究竟又喜爱什么？为何喜爱？至于盛度梦见在上帝的宫殿中也题着杜甫的诗句，是上帝不忘人间疾苦？还是天上也有和人间同样的不幸？是上帝放在身边，用以警诫自己？还是仅仅作为一种附庸风雅、标榜功德的装饰？

义鹘
     在白居易的《新乐府》中，有一篇《秦吉了》：“秦吉了，出南中，彩毛青黑花颈红。耳聪心慧舌端巧，鸟语人言无不通。昨日长爪鸢，今日大嘴乌。鸢捎乳燕一窠覆，乌啄母鸡双眼枯。鸡号堕地燕掠去，然后拾卵攫其雏。岂无雕与鸮，嗉中食饱不肯搏；亦有鸾鹤群，闲立飏高如不闻。秦吉了，人言尔是能言鸟，岂不见鸡燕之冤苦？吾闻凤凰百鸟王，尔竟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，空多噪噪闲言语！”
     这首诗写长爪鸢、大嘴乌侵占燕窠，啄瞎鸡眼，而雕鸮坐视不救，鸾鹤充耳不闻，能说会道的秦吉了向来喋喋不休，在百鸟之王凤凰面前却一声不吭。比喻当时豪强欺凌弱小，为非作歹，而执法官员尸位素餐，朝中清贵置若罔闻，谏官只会说些空话假话，满朝达官，竟无一人肯负责任，致使正义不张，民害不除。诗中最后将为民伸冤的希望，寄托在皇帝身上，当然，这必然是一种无济于事的空想。
     和《秦吉了》形成鲜明对照的，是杜甫的《义鹘行》。白诗揭露了现实的丑恶，杜诗则表现了美好的理想：“阴崖二苍鹰，养子黑柏颠。白蛇登其巢，吞噬悠朝餐。雄飞远求食，雌者鸣辛酸。力强不可制，黄口无半存。其父从西归，翻身入长烟。斯须领健鹘，痛愤寄所宣。斗上捩孤影，噭哮来九天。修鳞脱远枝，巨颡拆老拳。高空得蹭蹬，短草辞蜿蜒。折尾能一掉，饱肠皆已穿。生虽灭众雏，死亦垂千年。”诗中写一条凶恶的白蛇爬到苍鹰的案中，吞食雏鹰。雄鹰从外面归来，目睹此状，怀着巨大的悲痛，转身飞入天空，不一会带来一只义鹘。义鹘以非凡的魄力，迅猛的搏击，消灭了那条恶蛇，为苍鹰报仇雪恨。
     这是一篇千古奇作。失去子女的苍鹰，似乎知道向百鸟之王哭诉无济于事，转而求助于义鹘，这事已经使人感到惊奇了。义鹘虽无执法的职权，却能支持正义，急人所难，为鹰报仇，这就更奇了。诗中写义鹘蓦然前来，声势不同寻常；写义鹘搏击恶蛇的情景，凛凛然有生气；笔力矫健，十分传神。至于那条恶蛇，它所吞食雏鹰还在腹中，就已遭到严厉的惩罚，因为作恶一时，结果遗臭千年，这也够奇了。而最奇的是：义鹘在为鹰除害之后，毫无人世间那种恃功邀赏、甚至趁机勒索的恶习，超然远引，不知所往。“物情有报复，快意贵目前。兹实鸷鸟最，急难心炯然。功成失所往，用舍何其贤”。一个功成不居的义侠形象，在诗中呼之欲出。
     《史记·鲁仲连列传》载：战国赵孝成王时，秦兵围攻赵国国都邯郸，赵王十分恐惧。新垣衍通过赵公子平原君向赵王建议：“如果赵国能尊秦昭王为帝，秦王一定喜欢，围攻的军队就会撤走。”当时齐国高士鲁仲连正好来到赵国，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极力反对，阻止了帝秦之事。这时魏公子信陵君带兵前来援救，秦军被迫退走。平原君为此要酬谢鲁仲连，鲁仲连笑着推辞说：“作为天下志士，可贵的是为人排难解患，而不求任何报答。要求报答，那是商人的事，我决不愿这样做。”于是告别了平原君，终身不再相见。这种高风畸行，在人世已十分罕见，故一直使人赞叹不已。“世无鲁仲连，千载徒伤悲”，真想不到竟在义鹘的身上再现出来。
     《义鹘行》作于肃宗乾元元年（758），过去有人认为，这是杜甫为自己疏救房琯一事所作的表白。这种说法，将诗的主题限得太死，反而有损它深刻的现实意义。仇兆鳌说杜甫“每咏一物，必以全副精神入之”（《杜诗详注》）。反过来，在这首诗中，通过那不同寻常的义鹘，也可看到杜甫的精神境界。“乘威灭蜂虿，戮力效鹰鹯”（《秋日夔府咏怀》）。“新松恨不高千尺，恶竹应须斩万竿”（《将赴成都草堂先寄严郑公五首》其四）。这首诗正是以更加鲜明、更加丰满的形象，表现了杜甫嫉恶如仇的性格。
     天宝十三年（754），杜甫在向玄宗进三大礼赋后，又进《雕赋》，说：“臣以为雕者，鸷鸟之殊特，搏击而不可当，岂但壮观于族门，发狂于原隰。引以为类，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。”（《进〈雕赋〉表》）赋中赞美雕鸮姿质俊异，气概雄特，“以雄材为己任，横杀气而独往”，“有触邪之义”，决非“虚陈其力，叨窃其位”之流可比，和白居易诗中那种饱食安居、尸位素餐的雕鸮完全不同。这两篇作品，都以雕鸮比执法的官员，但白诗旨在揭露现实官场中的丑恶，而杜甫则是有感于这种丑恶，来寄托他的理想。这篇《义鹘行》最后以“飘萧觉素发，凛欲冲儒冠。人生许与分，只在顾盼间。聊为《义鹘行》，用激壮士肝”作结。可见诗人也是在借题发挥，通过对鹘仁慈义勇的描写，来警诫人世，感动人情，从中表达了诗人欲扫荡人间一切邪恶势力的宏愿。用后人的话说，这首诗分明是一篇《义侠传》。
     清代蒲松龄有感于世事的荒谬，以荒诞的形式，写了一部寄托孤愤之情的作品《聊斋志异》。其中有一篇《禽侠》，无论主题、结构、内容，都和《义鹘行》相同，可以说是将《义鹘行》改编成小说的形式。当他作《禽侠》之时，一定面对着和杜甫相同的现实，有着和杜甫同样的感慨。有权者仗势欺人，有恃无恐，无辜者身受其害，无处伸冤，是黑暗社会中常见的现象。当君王已无恻隐同情之心，官吏已无是非羞耻之心，不能为民除害，反而鱼肉百姓的状况下，人们就只能将希望寄于义侠了。从杜甫的《义鹘行》、蒋防的《霍小玉传》，到蒲松龄的《禽侠》、石玉昆的《三侠五义》，其中清楚地反映了各个朝代的社会现实和人民愿望。

借兵回纥
     安、史叛乱之后，由于唐玄宗的猜忌、杨国忠的干扰，哥舒翰兵败潼关，二十万军队一朝覆没。尽管郭子仪、李光弼等人，依然率军转战，但因势单力薄，要想收复长安，消灭叛军，实非易事。由于回纥愿意助战，经郭子仪建议，唐王朝借兵回纥，以资平乱。当时平叛如同救火，一切都从此着眼，为此着想，至于其后果会怎样，已无暇多想，实也难以料及。过去有些人根据《北征》中的几句诗：“阴风西北来，惨澹随回纥。……此辈少为贵，四方服勇决。”认为杜甫已事先料到“借兵回纥，终为国患”。其实杜甫当时并没有这种深忧远虑。这几句诗的文势直贯下面“伊洛指掌收，西京不足拔，官军请深入，蓄锐可俱发”。浦起龙认为杜甫“深以速收京阙，直捣贼巢为望”，“盖此时所急，尤在克复，不与《留花门》同旨”（《读杜心解》）。这种看法，还是比较符合杜诗原意的。联系杜甫同时所作的《喜闻官军已临贼境》看，就更清楚了：“花门（回纥的代称）腾绝漠，拓羯渡临洮。此辈感恩至，羸俘何足操。”在此只见喜悦之情，绝无忧虑之意。
     在杜甫写了上面所引两首诗后仅一个月，即肃宗至德二年（757）十月，回纥精骑和郭子仪的朔方军一起克复西京（长安）。当时杜甫还在鄜州家中，但他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没有沉没在一片欢庆声中，而能见微知著，心怀隐忧，以期上下共戒，防患未然：“汗马收宫阙，春城铲贼壕。赏应歌《杕杜》，归及荐樱桃。杂虏横戈数，功臣甲第高。万方频送喜，无乃圣躬劳。”（《收京》）为了尽快收复长安、洛阳，唐肃宗事前曾不惜以牺牲两京年轻妇女和金银财宝为代价，求取回纥的帮助，和回纥统帅定下一个可悲更可耻的盟约：“克城之日，土地、士庶归唐，金帛、子女皆归回纥。”（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肃宗至德二年）杜甫担忧收京之后，回纥恃功邀赏，肆其淫威，诸将僭奢无度，骄横跋扈，这万方送喜之时，正是祸起忧生之端。而回纥入东京之后，果然纵兵掳掠，洛阳市民最后交出罗绮万匹，方才罢休。至于以后诸将跋扈，藩镇割据，更成了唐朝后期最大内患。杜甫的忧虑，不幸竟一一成为现实。
     不过唐肃宗显然并没有因回纥的大肆掳掠而觉悟，更没有从中汲取教训，还接受了回纥屯兵沙苑的要求，从此以后，回纥骑兵豕突，骚扰不已。正是耳闻目睹了这种状况之后，杜甫写了《留花门》这首诗，诗中主要写了留花门的危害，其意则为花门不该留。“田家最恐惧，麦倒桑枝折”，“渡河不用船，千骑常撇烈”。这些诗句，形象地描写了当时回纥兵不能剿叛，反而害民的景象。但当时的唐王朝，对此却显得束手无策。肃宗用以羁縻笼络回纥的本领，除了奉送金银财帛，就是出卖女色了。乾元元年（758）七月，肃宗将幼女宁国公主嫁给回纥可汗为妻，临别时，公主发誓说：“国家事重，死且不恨。”（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）国家的安危，竟系在一个弱女子的身上，真可羞可怜。虽然宁国公主深明大义，不惜牺牲自己，有所作为，但结果却并不如意。一年后，回纥兵败，可汗死去，公主不愿殉葬，最后忍耻含羞，剺面而归。“闻道花门破，和亲事却非。人怜汉公主，生得渡河归。秋思抛云髻，腰支媵宝衣。群凶犹索战，回首意多违”（《即事》）。这首诗既是当时和亲失败的记录，也是对朝廷和亲政策的批判。
     “自古以为患，诗人厌薄伐……胡为倾国至，出入暗金阙。中原有驱除，隐忍用此物”（《留花门》）。借兵异族，原是不得己的事，其危害是众目共睹的。诗人忧深思切，比一般人要看得更远：“闻道花门将，论功未尽归。自从收帝里，谁复总戎机？蜂虿终怀毒，雷霆可震威。莫令鞭血地，再湿汉臣衣。”（《遣愤》）回纥恃功邀赏，骄横肆虐，固然是时事之可愤者，但更令人愤慨的是：当时朝廷蔽于近幸，猜忌大臣，养毒贻患，自取其侮。杜甫认为，要讨叛平乱，最重要的是上下之间的同心协力，如果不思修德奋发，只知依赖外力，结果无不由借兵而召侮，自食其苦果。杜甫晚年曾作过一首小诗：“贞观铜牙弩，开元锦绣张。花门小箭好，此物弃沙场。”（《复愁》）这首诗，绝非仅仅为“铜牙弩”、“锦绣张”的废弃而可惜，也是对唐王朝不思自振的喟叹。

佳人
     唐以前多弃妇诗，唐以后多节妇诗，这是中国诗史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。男子任意支配女子命运的现象，早已开始，但肯定这种不公正现象的合理性，使女子毫无怨言地承受这种不幸，心甘情愿地充当牺牲品，则是宋以后的事。至少在《诗经》的时代，女子还不是这样，因此她们在遭受不幸的时候，能够大胆地表现不堪回首之情，吐出忿恨不平之声。《国风》中有好几首描写弃妇怨思的诗篇，其中《邺风·谷风》和《卫风·氓》尤其脍炙人口。《谷风》中的弃妇，性格温柔，虽然明知其夫已经变心，依然曲意规劝，充满不能自诀之情，但世事的不平、女子的不幸，已在那絮絮屑屑的诉说中充分表现出来。至于《氓》中的弃妇，秉性刚烈，在被抛弃之后，直斥男子无行，气盛辞厉，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悔恨之情，毫无顾忌地表达了决绝之意。以后的弃妇诗，一般都不出这两首诗的范围。汉《古诗》（“上山采靡芜”）及托名卓文君的《白头吟》，都可称弃妇诗中的佳作，前者一往情深，近似《谷风》；后者情愤意激，直追《氓》诗。唐代有不少弃妇诗，但即使像李白这样的天才诗人，也未能超越前人。继《诗经》、汉诗之后优秀的弃妇诗，人们首先想到的，总是杜甫的《佳人》。清人方东树曾将鲍照的《白头吟》与杜甫的《佳人》作了比较：“《白头吟》此统言君臣、朋友、夫妇之情难常保，……而古人屡以寄慨，盖此世情，古今天下恒如斯也。……然以杜公《佳人》比之，则此犹为循行数墨，‘经营地上’陈言，居然有死活仙凡之分。可悟杜公才气之大，非徒脱换神妙。”（《昭昧詹言》）
     这首诗的前半部分，记述了一个良家女子。在安史之乱中，兄弟被杀，家门衰败；世态炎凉，人情如纸，无情无义的丈夫，反在这时雪上添霜，另觅新欢，将她抛弃，致使这个女子独自幽居山谷之中。作为一首弃妇诗，这首诗并没有超出前人，就叙述完整、情感愤激而言，还不如李白的几首弃妇诗。不过，诗中所写的，不仅仅是一个弃妇，同时还是一位佳人，而作为一首美人诗看，无疑会给人“一枝独秀”的感觉。
     即使在视好色为道德大敌的古代中国，描写美女也是文人学士热衷的事。继《卫风·硕人》、《郑风·野有蔓草》等诗后，以美女为题的名篇层出不穷，如宋玉的《神女赋》、曹植的《洛神赋》等作品，描写美女的脸容、身材、举止、神采，极其形容，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后人描写美人，总不外风鬟雾鬓、杏脸梨涡、明眸皓齿、柳眉樱唇、细腰纤手、雪肤玉体，闭月羞花之貌、沉鱼落雁之容，耀若白日、皎若明月、翩若惊鸿、婉若游龙、神情妩媚、风姿婀娜、举止娴雅、体态轻盈、倾国丽质、绝世丰神……即使像《丽人行》、《长恨歌》那样名篇，在描写美色时，也是这样。惟有杜甫《佳人》等少数几篇以美人为题的作品，才能摆脱这种俗套。
     清代施鸿保说：“此诗题曰‘佳人’，通篇亦不言其美，至结二句云：‘天寒翠袖薄，日暮倚修竹’，则端庄佳丽，亦非第一人不足当之，觉子建《洛神赋》，犹词费也。”（《读杜诗说》）诗中对佳人从正面进行的描写，只是很简单的几句：“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浊。侍婢卖珠回，牵萝补茅屋。摘花不插发，采柏动盈掬。天寒翠袖薄，日暮倚修竹。”就语言说，可谓平淡极了，但就意境说，则优美极了。这几句诗，一直为后人所激赏。诗中的佳人，如一枝秋菊，淡妆素裹，清雅高洁；尽管西风卷帘，落叶敲窗，却能傲霜不败，凌寒犹开，怀抱幽香，独占秋芳。这首诗不以刻划尽致见长，而以含思深远、气韵高洁取胜，后来如辛弃疾词：“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多肉；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（《青玉案》）写伤心人别有怀抱，能得《佳人》的韵致。
     这首诗作于肃宗乾元二年（759），当时杜甫正寓居秦州（今甘肃天水）。对于诗中的佳人，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。卢世?、仇兆鳌、浦起龙等认为真有其人，如仇氏说：“恐悬空撰意，不能淋漓恺至如此。”（《杜诗详注》）而王嗣奭、陈沆等则认为杜甫所写，并非实事，只是借以表现自己的情怀，如陈沆说：“摘花不插，膏沐谁容，竹柏天真，衡门招隐，此非寄托，未之前闻。”（《诗比兴笺》）诗中佳人，是真有其人，还是出自诗人的虚构，已不可考。上面两种说法，都有一定道理。不过，如果诗中所写的只是一个美人的遭遇，没有诗人的感慨，决不会如此深切，反过来，如果将这首诗仅仅看作诗人的自我写照，无视佳人的存在，诗也就不可能如此感人。要想从中了解诗人，不可忽视“寄托”之说，如果作为艺术作品欣赏，则宁可相信真有其人。黄生、杨伦认为两者兼而有之，“此因所见有感，亦带有自寓意”（《杜诗镜铨》），倒是一种更加合乎情理的解释。

李杜之交
     汉武帝天汉二年（前99）秋，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精骑，出击匈奴，派李陵带五千步兵，出居延关（遗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附近）牵制敌军。李陵力战十多天，杀敌万余人。匈奴上下惊怖，倾国之力，前来围攻。李陵士兵死伤大半，箭尽粮绝，而救兵不至，最后被迫投降。当李陵率孤军深入敌后，向匈奴挑战之时，汉朝公卿王侯，都举起酒杯，为武帝祝福；但当李陵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后，满朝大臣，竟噤若寒蝉。惟有太史令司马迁挺身而出，替李陵的行为辩解。但司马迁没想到，他这样做，等于将责任推到李广利的头上，而李广利乃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。武帝听后，勃然大怒，认为司马迁有欺诬之罪，要从严惩处。而司马迁的亲戚朋友，此时竟没有一人敢为他说句话，结果处以宫刑，蒙受大辱。一朝失足，千古寒心。世态炎凉，古今一辙。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去世后，韩愈替他作墓志铭，发出这样的慨叹：“呜呼！士穷乃见节义。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，酒食游戏相征逐，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，握手出肺腑相示，指天日涕泣，誓生死不相负，真若可信；一旦临小利害，仅如毛发比，反眼若不相识；落陷井，不一引手救，反挤之，又下石焉者，皆是也。”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）
     在司马迁去世后六百多年，杜甫为营救房琯，被赶出朝廷，到华州任职。到任后，州牧无礼，众谤交侵，“巢边野雀群欺燕，花底山蜂远趁人”（《题郑县辛子》）。这使他难以容忍，最后弃官而去，浪迹秦州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好友李白、郑虔，都受到严惩，流放在外。如果换了别人，在这跋前踬后、动辄得咎之时，必然明哲保身；而一般势利反覆之徒，还会落井下石。杜甫一生坎坷，饱尝人世辛酸。“翻手作云覆手雨，纷纷轻薄何须数。君不见管鲍贫时交，此道今人弃如土”（《贫交行》）。“高视乾坤又可愁，一体交态同悠悠”（《从事行赠严二别驾》）。这几句诗，怀古伤今，语短恨长。但他为人真诚，秉性刚直，当然不愿从俗浮沉，更不会雪上添霜。相反，他对故友的思念、同情、怜惜，比以往更加强烈。在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这首诗中，杜甫极力推重李白的人品才学，痛惜其在垂老之年流离困顿，抱冤莫伸，甚至以孔子、贾谊的感伤，来比喻李白的不幸：“几年遭□鸟，独泣向麒麟。”这分明是在直指朝廷对李白处置不公。清代卢世?称这首诗为“天壤间维持公道、保护元气文字”（《杜诗详注》引）。
     但是，由于趋炎附势在人世间已经成风，文人相轻也成了文坛的通病，杜甫的言行，反而不能为某些人理解，他和李白相敬相重、生死不渝的情谊，反而使某些人感到奇怪，并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，在李、杜诗中，饶有兴味地寻找一些“例证”，以推出二人“相轻”的结论。托名李白的《戏赠杜甫》，正因为能满足这种心理需要，反比寄托李白真情的《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》、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，更为某些人所乐道。至于杜甫赠送、怀念李白的众多诗篇，对“白也诗无敌，飘然思不群”，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”，“文采承殊渥，流传必绝伦”这样的诗句，都置之不论，反而抓住“清新庾开府，俊逸鲍参军”，“李侯有佳句，往往似阴铿”这几句诗，大做文章，认为这是在明显地贬低李白，将他同六朝诗人相提并论；充满思念之情的“何当一樽酒，重与细论文”，则被看作是讽刺李白作诗粗疏。其心胸的狭隘与想像的丰富，竟能如此奇妙地结合起来，可称是病态人心的一大杰作。杜甫以上面这些人来比李白，“盖以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”（《杜诗详注》引朱鹤龄语）。这就像敦诚挽曹雪芹，有“牛鬼遗文悲李贺，鹿车荷锸葬刘伶”之句。刘伶、李贺同曹雪芹当然不能相提并论，但作为曹雪芹挚友的敦诚，他这样写，却完全是出于对死者的一片敬意。尽管杜甫高自称许，有乃祖之风，尽管杜诗“浑涵汪茫，千汇万状，兼古今而有之”（《新唐书·杜甫传》），然而在中国文学史中，没有谁比杜甫更能不倦地向他人学习、更能由衷地赞扬他人了。不过无论是当代文豪，还是前朝作家，没有哪个人像李白那样，在杜甫心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。他承认王维“中允声名久”（《奉赠王中允维》），称赞高适“美名人不及”（《寄高三十五书记》），但惟独对李白才有“千秋万岁名”（《梦李白》）这样的推许。
     如果说，人的真情在清醒时常会被掩盖，那么，在梦中则会充分表现出来。杜甫对李白的感情，最真切、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《梦李白》诗中。前人说这二首诗，声泪俱下，交情恳挚，似真有神魂往来，千古深情，惟此为至；反过来说，若无一片真情，也绝对写不出这样的文字。《唐宋诗醇》评这两首诗：“沉痛之音，发于至情。友谊如此，当与《出师》《陈情》二表并读，非仅《招魂》《大招》之遗韵。”读了这样的诗，如果依然无动于衷，以己之心，妄度前人，那也就无可奈何了。

钱
     “路中纷纷，行人悠悠，载驰载驱，唯钱是求”（成公绥《钱神论》）。称人见钱眼开，一直含有菲薄之意，但见钱而眼不开，在人世却很罕见。东汉末年，桓、灵二帝，公然设立专门机构，鬻官卖爵，换取钱财。而唐代文豪李邕、韩愈，为人作碑文，都接纳巨金，韩愈门人刘叉称这些钱“谀墓中人得耳”（洪迈《容斋续笔》）。桓、灵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李、韩声闻当代，名垂后世，尚且如此贪财，普通人就更不必说了。清人戴名世笔下的钱神洋洋自得地说：“薄海内外，苟非余则戚戚嗟嗟，窘然而无以为生。一二迂妄者吾避去，自余诸公贵人，皆孳孳慕予，手摩而目属，以及庶民卑贱之流，无不愿为我死者。”（《钱神问对》）
     当然，不爱钱的人也是有的。在西方，贺拉斯、卢梭等人都声称自己讨厌金钱。中国古代某些贤人，虽然没有这种情词激昂的表白，但其行为，却更能证明自己是不爱铜臭的高洁之士。如“（杨震）举茂才，四迁荆州刺史、东莱太守。当之郡，道经昌邑，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，谒见，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。震曰：‘故人知君，君不知故人，何也？’密曰：‘暮夜无知者。’震曰：‘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子知，何谓无知！’密愧而出。后转涿郡太守。性公廉，不受私谒。子孙常蔬食步行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，震不肯，曰：‘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，以此遗之，不亦厚乎！’”（《后汉书·杨震传》）又如“（山阴孔佑）至行通神，隐于四明山，尝见山谷中有数百斛钱，视之如瓦石不异”（《南史·孔道徽传》）。至于破家散财、急人之难的义侠之士，就更多了。
     “不贪夜识金银气，远害朝看麋鹿游”（《题张氏隐居二首》其一）。这是杜甫早年作的两句诗。据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，金银之气，往往出现在军队覆灭的战场、城市被毁的废墟之上，以示金银财宝常和死亡毁灭连在一起。若能参悟此理，谁又敢“贪”呢？肃宗乾元二年（759）作于秦州的《空囊》：“翠柏苦犹食，明霞高可餐。世人共卤莽，吾道属艰难。不爨井晨冻，无衣床夜寒。囊空恐羞涩，留得一钱看。”则从另一个侧面，用含蓄的语言、戏谑的方式，反映了杜甫对金钱的态度。
     屈原在《远游》中，“漱正阳而含朝霞”，司马相如《大人赋》中的大人，“呼吸沆瀣兮餐朝霞”，托名刘向《列仙传》中的赤松子，“好食柏实”。杜甫这首诗，即以食柏餐霞，领起全篇：“翠柏苦犹食，明霞高可餐。”彩霞高远，松柏常青，在古代诗文中，一直作为高洁的象征，与《空囊》作于同时的《佳人》，就以“采柏动盈掬”来形容佳人的清高绝俗。但美妙的食柏餐霞，毕竟只是一种空想。当一个人只能靠“神游”来欺骗自己的肚子时，实际上已经落入生活的困境之中。“世人共卤莽，吾道属艰难”。眼看着世人都不明事理、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钱，高洁之士就只能坐守穷城了。
     但是，“钱之所在，危可使安，死可使活；钱之所去，贵可使贱，生可使杀。忿诤辩讼，非钱不胜；孤弱幽滞，非钱不拔；怨仇嫌恨，非钱不解；令问笑谈，非钱不发。……谚曰：‘钱无耳，可暗使。’岂虚也哉！又曰：‘有钱可使鬼。’而况人乎！……钱能转祸为福，因败为成，危者得安，死者得生，性命长短，相禄贵贱，皆在乎钱”（香褒《钱神论》）。在金钱势力统治一切的世界中，没钱是极其难熬的。那个一面高喊“金钱金钱，烦恼根源”的卢梭，一面不是又在宣称：“我热爱自由，我憎恶窘迫、苦恼和依附别人，只要我口袋里有钱，我便可以保持我的独立，不必再费心思去另外找钱。穷困逼我到处去找钱，是我生平最感头痛的一件事。我害怕囊空如洗，所以我吝啬金钱。我手里的金钱，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；我们所追求的金钱，则是使自己当奴隶的一种工具。”（《忏悔录》第一部）对此，杜甫看得也很清楚：“每恨陶彭泽，无钱对菊花。”（《复愁十二首》其十一）把酒赏菊，这是高人雅兴，但若没有钱，也就没有这种高雅的自由。不必说自由，就是维持生存必不可缺的衣食，也非钱不可。“不爨井晨冻，无衣床夜寒”。这是对“吾道艰难”的形象写照。如果固守高洁，不能和光同尘，与世浮沉，结果必然是无食无衣，生涯艰难。西晋大臣王衍，“雅尚玄远，常嫉其妇贪浊，口未尝言钱字。妇欲试之，令婢以钱绕床，不得行。夷甫（王衍字）晨起，见钱阂行，呼婢曰：‘举却阿堵物！’”（《世说新语·规箴》）王衍身居高官，家拥巨资，他从不缺钱，当然无须问钱。清代诗人袁枚指责这种矫情之举：“解用何尝非俊物，不谈未必定清流。”（《咏钱》）倒是一种相当中肯的阅世之言。
     莎士比亚曾借福世塔夫的口，这样形容贫困：“我这钱袋的消瘦，简直无药可医，向人告借，不过使它苟延残喘，那病是再也没有起色了。”（《亨利四世》下篇）这几句话说得很俏皮。但是，素来缺乏幽默感的中国人，在表达与此相同的意思时，却表现出足以使西方人噤口结舌的幽默：“（西晋名士）阮孚持一皂囊，游会稽。客问囊中何物，曰：‘但有一钱看囊，恐其羞涩。’”（阴时夫《韵府群玉》）面对着自己衣食无着的极端贫困，杜甫在《空囊》诗末联，也偏以这种戏谑语自解：“囊空恐羞涩，留得一钱看。”金圣叹在《杜诗解》中，引了这样一个故事：“昔有渔人夫妇，大雪夜并卧船尾，不胜寒苦，因以网自覆。既而寒且逾甚，其夫试以指从网中外探，雪已深三四寸，便叹谓其妇：‘今夜极寒，不知无被人又如何过得也！’”那个渔人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修养，但这句话和阮、杜却极其神似，足以和诗圣的诗句媲美。

冤狱
     唐德宗建中四年（783），泾原兵变，德宗逃往奉天（今陕西乾县），原卢龙节度使朱泚在长安称帝。当时留在京城的一些小官吏，出自对唐王朝的愚忠，冒着危险，偷偷逃往德宗行在。但他们非但没有得到奖励，反而引起了德宗的猜疑，认为：“大都此辈，皆非良善。”“若不根寻，恐有奸计。”为此，陆贽上了一篇奏折，指出：“今贼泚未平，怀光继叛，都邑城阙，猰?迭居，关辅郊畿，豺狼杂处。朝廷僻介于远郡，道路缘历于远山，杖策从君，其能有几？推心降接，犹恐未多，稍不礼焉，固不来矣。若又就加猜劾，且复囚拘，反者得辞，来者怀惧，则天下有心之士，安敢复言忠义哉！”（《兴元论续从贼中赴行在官等状》）规劝德宗以虚怀待人，切勿苛察忮刻，以塞忠良之路。
     苏轼称德宗“以苛刻为能”，“以猜疑为术”，其实这是帝王的通病，并非德宗专有。如这种乱抓“奸细”、罪及无辜的事，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过。当安禄山攻占长安、玄宗逃往蜀中、肃宗在灵武（今属宁夏）即位之时，就有不少平民被诬作奸细而罹灾祸。当时一个名叫吴郁的侍御，也像陆贽那样，力辨其冤。吴郁没有陆贽的声望，其言行也就不为世人所重，他的上疏，究竟讲了些什么，已经无从查考。但他这种刚正不阿的节操，和杜甫实为同气。肃宗乾元二年（759）冬天，杜甫自秦州（今甘肃天水）赴同谷（今甘肃成县），途经两当县（今甘肃徽县）吴郁的住宅，面对着凄凉的宅舍、惨淡的寒烟、萧瑟的落叶、阴冷的山风，想起此时正谪居在外的吴郁，感慨万千，于是作了一首诗，追记往事：“昔在凤翔都，共通金闺籍。天子犹蒙尘，东郊暗长戟。兵家忌间谍，此辈常接迹。台中领举劾，君必慎剖析。不忍杀无辜，所以分白黑。”（《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》）诗中还透露：那些平民原有的不白之冤，不但没有得到洗刷，吴郁本人也因此取忤朝廷，酿成一个新的冤案，被贬到湖南长沙。
     这首诗作于杜甫一生最困难的时候。在这前一年，他被贬为华州（今陕西华县）司功参军，到任后，刺史无礼，同僚相欺，使他难以容忍，故仅一年就弃官而去。携妇将雏，因人远游，凄风苦雨，生事艰难。尽管处在这样的境遇之中，诗人对吴郁的怀念，也没有停留在感伤上面，更没有将忧国忧民的初衷，淹没在个人的悲切和感叹之中。在怀念吴郁之时，他心中涌现的最强烈的感情，竟是深深的悔恨：“余时忝诤臣，丹陛实咫尺。相看受狼狈，至死难塞责。行迈心多违，出门无所适。于公负明义，惆怅头更白。”诗人为自己当时身居谏官之任，不能仗义执言，坐视吴郁蒙冤遭贬，有负明义，而深自谴责。这几句诗，情真意挚，诚如浦起龙所言：“今过其宅，慨然触起，特为暴其事迹，而自陈其疚心，非公衷肠坦白，断断不肯如此剖露。”（《读杜心解》）
     在吴郁获罪前不久，杜甫因营救房琯，触怒肃宗，险遭不测。当时即使他缄口不言，尚且难以消除肃宗的猜疑、小人的诽谤，若再为吴申辩，抗言犯上，势必“罪上加罪”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故在吴郁这件事上未能挺身而出。这并不是他甘愿如此，实在是有所不能，就是他不作任何解释，旁人也自能谅解。反观当时朝廷的一些重臣对吴郁的态度：“上官权许与，失意见迁斥。朝廷非不知，闭口休叹息。”尽管他们嘴上曾表示过对吴郁的支持，心中也十分清楚他的冤屈，但在龙颜大怒之时，竟谁也不敢说，谁也不想救。故同样是缄默，杜甫和他们也全然不同：一是势有不可，一是苟合取容。由于那些达官贵人谁也不会想到自己应对此事负责，当然谁也不会怀有羞愧之心。能够痛自刻责、不作自我回护的，反倒是杜甫这样一个已经被朝廷抛弃的人。两相比较，杜甫的真朴、鲠直，也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。
     或许是由于这类事太多了，吴郁的冤案并不引人注意，如果杜甫未写此诗，必然早已被人遗忘了。但是有一点却始终在威胁着人们，那就是能否清正地审理案件，不仅与执法者的才能和良心相关，主要还得取决于君王和上级长官的意念，由此造成了人世间多少冤案，引起了世人多少慨叹。宋神宗熙宁五年（1072），杭州有户裴姓人家的小女孩，溺死在井中，死因不明，只知当时裴家有个叫夏沉香的女仆在井旁洗衣服。杭州录事杜子方、司户陈珪、司理戚秉道承办此案，将夏沉香打了二十板子，释放了。后来本路提刑陈睦举驳回这件公事，派通判张若济重新办案，最后杀了夏沉香，并将杜子方等三人罢官。苏轼认为这是一个冤案，于是写了《送杭州杜戚陈三椽罢官归乡》这首诗，最后说：“杀人无验中不快，此恨终身恐难了。徇时所得无几何，随手已遭忧患绕。期君正似种宿麦，忍饥待食明年□。”审理疑狱，如果不能顺从长官的意志，那么就会落到忍饥待食的困境之中，杀人无验，只是以权势者的一言为准，国法如此，可胜浩叹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