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甫心影录
望岳走进泰山南麓的岱庙，只见古柏参天，碑碣林立，其中有一块碑，上面刻着杜甫的《望岳》诗。上下泰山，沿途石刻参差错落，不下千块，其中以镌刻杜甫《望岳》诗的最多。登上泰山极顶玉皇顶，还可看到刻着杜诗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横额。泰山享有“五岳之长”的盛誉，古代帝王登基之初、太平之岁，都要来这里举行封禅大典，祭告天地；历代文人词客，也都要到此登临游赏，赋诗题咏，从而留下了数不清的文字记载。但自从杜甫《望岳》诗出现之后，人们提起泰山，首先想到的，始终是这篇名作。
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（735），杜甫从江南回洛阳参加进士考试。尽管他当时已得到崔尚、魏启心等名士的赏识，才学可以同班固、扬雄媲美，但由于试卷不合考官的心意，结果落第了。不过诗人年轻气盛，对此并不在乎，于是外出漫游，“放荡齐赵间，裘马颇清狂。春歌丛台上，冬猎青丘旁”（《壮游》）。《望岳》就作于这一时期。
当杜甫赋诗之际，虽然身在山麓，但早己神游岳顶。这首诗首联写远望之色，次联写近望之势，三联写细望之景，末联写极望之情。诗中虽无一个“望”字，但从各个角度写出了泰山的雄伟壮观。首句以“岱宗夫如何”发问，面对着苍莽无际的景象，诗人真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感慨。次句“齐鲁青未了”，仅仅五个字，就已囊括千里，雄盖一世。清代施补华认为，以后唯有韩愈“荆山已去华山来”七字，方能与之颉颃。从来大境界，非大胸襟不能领略。“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”二句，气势磅礴，“一句写其从地发来，一句写其到天始尽”，“先生望岳，直算到未有岳之前，想见其胸中咄咄”（金圣叹《杜诗解》）。“荡胸生曾（层）云，决眥入归鸟”二句，上句显出诗人“襟怀之浩荡”，下句显出“眼界之空阔”（王嗣奭《杜臆》）。大自然雄奇的景象，与诗人阔大的气魄融为一体。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。末句即“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”之意。这两句诗，不仅表达了诗人的希望和向往，同时也显示出他非凡的抱负，显示出青年杜甫欲驾长风扶摇直上的豪迈气概。明代莫如忠《登东郡望岳楼》诗云：“齐鲁到今青未了，题诗谁继杜陵人？”杜甫这首诗，所以能俯视百家，擅名千载，不仅在笔力劲拔奇伟，词句戛戛独造，更在诗人的心胸气魄难以企及。
杜甫晚年追忆过去登临之地，写道：“昔我游山东，忆戏东岳阳。穷秋立日观，矫首望八荒。”（《又上后园山脚》）“旭日东升”为岱顶四大奇观之一；日观峰在玉皇顶东南，是岱顶观日出最好的地方。从这几句诗，可知诗人当时已经登临绝顶，浏览无际了。在他放眼苍穹、翘首八荒之时，一定会将眼前所见、心中所感，付之吟咏，形诸篇章。但那首诗可能同杜甫早年所作的许多诗一样，已经失传了。也有人认为杜甫登泰山所作的诗，就是这一首，诗人对泰山的雄伟壮观惊叹不已，不能从正面写，故从“望”字着笔。不过从诗末联中“会当”二字看，诗人作《望岳》之时，尚未登临绝顶，故上面这种说法，只是一种猜测而已，尚难成立。
就在杜甫落第那一年，唐玄宗封禅泰山，随从数百里不绝，封禅礼毕，玄宗亲笔撰书了标榜自己功德的《纪泰山铭》，刻在岱顶大观峰的峭壁上，即今“唐摩崖”。尽管唐玄宗贵为天子，为镌刻此铭，动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，削壁为碑，据说自汉以来，碑碣之雄壮未有及者，但最终只是为泰山留下一处胜观而已，其标榜功德的目的并未达到。那篇铭文究竟讲些什么，很少有人知道，甚至很少有人想知道。至于随同玄宗前来的达官贵人所作的众多诗文，更是湮没无闻了。而当时一个落第青年诗人的诗篇，却众口传诵，经久不衰，这是唐玄宗封禅之时，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。司马迁说：“古者富贵而名摩灭，不可胜记，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。”（《报任少卿书》）曹丕称诗文为“不朽之盛事”（《典论·论文》）。从杜甫的遭遇看，确实是这样。 咏马
唐太宗贞观十年（636），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，诏令当时著名画家和工艺家阎立德设计营造昭陵，并雕刻“昭陵六骏”，列置于昭陵北麓祭坛内。其中两骏（拳毛□、飒露紫）后被盗往美国，存费城大学博物馆，其余四骏（白蹄乌、青骓、特勤骠、什伐赤），现都陈列在陕西省博物馆内。这些石刻骏马，线条简洁有力，造型栩栩如生，神态矫健遒劲，望之生气勃勃。“昭陵六骏”能在唐代出现绝非偶然。据史载：“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，马七十万六千，置八坊岐、豳、泾、宁间，地广千里。”（《新唐书·兵志》）“六骏”都是曾随唐太宗南征北战的骏马。至唐玄宗开元年间，牧马尚有四十余万匹，所谓“南山之下，汧渭之间，想见开元天宝年，八方分屯隘秦川，四十万匹如云烟”（苏轼《书韩干牧马图》）。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，咏马、画马、刻马，也就成了一时的风气。
清代方南堂说：“咏物题极难，初唐如李巨山多至数百首，但有赋体，绝无比兴，痴肥重浊，止增厌恶。惟子美咏物绝佳，如咏鹰咏马诸作，有写生家所不到。贞元、大历诸名家，咏物绝少。……元和以后，下逮晚唐，咏物诗极多，纵极巧妙，总不免描眉画角，小家举止。”（《辍锻录》）确实，摹形写状，绘影描神，刻划逼真，形容痛快，尚非咏物诗的极致。杜甫的咏马诗，所以能精湛卓立，独步千古，全在气魄雄伟，寓意深刻，感慨淋漓，神气勃然，都从大处着笔，不落纤巧家数。
杜甫笔下的马，都有着鲜明的个性、深沉的感情，都带着他的现实感慨，寄托着他的理想抱负。咏马，实际上是诗人表现自我的一种形式，是在为自己写照。如早年作的《房兵曹胡马诗》，前半写马骨相非常，格力不凡，后半言其骁腾无比，显出一副血性，落笔有飞行万里之势，一望可知是年少气盛之作。杜甫前期的咏马诗，其根本精神都集中在“所向无空阔，真堪托死生”（《房兵曹胡马诗》），“此马临阵久无敌，与人一心成大功”（《高都护骢马行》），“一闻说尽急难才，转益愁向驽骀辈”（《李鄠县丈人胡马行》）这几句诗中。有横行万里之志、越涧注坡之能，临阵无敌，所向辟易，急人所难，拯危脱险，生死不负，以建奇功。这既是诗人所赞颂的马德，也是他理想中的人格。明人张□说：“凡诗人题咏，必胸次高超，下笔方能卓绝。……如此状物，不唯格韵特高，亦见少陵人品。若曹唐《病马》诗：‘一朝千里心犹在，曾敢潜忘秣饲恩。’乃乞儿语也。”（录自《杜诗详注》）确实，唯有杜甫才有这样的气质，才能写出如此矫健豪纵、神旺气足的诗句。
“有能市骏骨，莫恨少龙媒”（《昔游》）。尽管杜甫以天马自居，抱负不凡，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一直蹭蹬不遇，致使骐骥伏枥，空负千里之志。“雄姿未受伏枥恩，猛气犹思战场利”。“青丝络头为君老，何由却出横门道？”（《高都护骢马行》）这几句诗，写得悲怆不已，奇横无匹，充分表现出杜甫困居长安时的境遇，以及欲展其能为国效力的强烈愿望。在结束《天育骠图歌》时，诗人抚图兴叹：“年来物化空形影，呜呼健步无由骋。如今岂无腰褭与骅骝，时无王良伯乐死亦休！”这些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中黄钟毁弃、瓦釜雷鸣的不公正现象，深切地表达了诗人身处困境，却又不愿沦没的愤激之情。“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。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，故虽有名马，只辱于奴隶人之手，骈死于槽枥之间，不以千里称也”。以后韩愈正是受了杜诗的启发，加上自己的切身感受，写了《杂说四》这篇名作。
安史之乱后，杜甫逃出长安，只身潜奔肃宗的行在凤翔（今属陕西），授左拾遗，不久就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，从此一跌不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看到道旁被遗弃的瘦马，不禁凄然伤神，赋诗咏怀：“士卒多骑内厩马，惆怅恐是病乘黄。当时历块误一蹶，委弃非汝能周防。见人惨澹若哀诉，失主错莫无晶光。天寒远放雁为伴，日暮不收乌啄疮。”（《瘦马行》）“见人”二句，写马对人的依恋，何等深情。“恐是”一句，则又暗示此马本是良马，不应抛弃，而竟被人抛弃。人之无情与马之有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正由于杜甫咏物，结合着自己的身世，浸渍着自身的情感，故“每遇废弃之物，便说得性情相关，如《病马》《除架》是也”（《杜诗详注》录申涵光语）。“苍茫风尘际，蹭蹬骐驎老”（《奉赠射洪李四丈》）。杜甫晚年，贫病交加，常常发出英雄末路、夙愿未遂的慨叹。但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，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在生命的尽头，从他的咏马诗中依然能够听到这种深沉的呼声：“落日心犹壮，秋风病欲苏。古来存老马，不必取长途。”（《江汉》） 肉骨之辨
在唐代画家中，韩干以画马享有盛名。“天下一统，西域大宛，岁有来献，诏于北地置群牧。筋骨行步，久而方全，调习之能，逸异并至，骨力追风，毛彩照地，不可名状，号木槽马。……时主（玄宗）好艺，韩君间生，遂命悉图其骏，则有玉花骢、照夜白等。时岐、薛、宁、申王厩中，皆有善马，干并图之，遂为古今独步”（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）。但杜甫在《丹青行赠曹将军霸》这首诗中，却对韩干画马流露不满之意：“干惟画肉不画骨，忍使骅骝气凋丧。”对此，后人曾有过不少争议。在这两句诗中，杜甫将“骨”与“肉”作为对立的审美概念提出，确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。
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：“支道林（晋高僧支遁）常养数匹马。或言‘道士畜马不韵’，支曰：‘贫道重其神骏。’”古代诗人画家，常借助表现马的神骏来抒写自己怀抱，而能否表现马的神骏，也成了咏马画马是否成功的标准。前人一致认为，杜甫的咏马诗使人叹为观止。确实，杜甫对马的神骏有着分外深刻的认识。他笔下的马，耳如批竹，蹄似削玉，毛为绿缥，眼有紫焰，逸态萧疏，高骧纵恣，侧身注目，迥立生风，顾影骄嘶，势可万里，沙场看血，猛气思战，意态雄杰，倜傥权奇，从内在气质、外在形态等各个方面，将马写得雄骏绝伦。“厩中皆肉马，不解上青天”。“向前敲瘦骨，犹自带铜声”（李贺《马诗》）。肥胖的躯体，常给人留下迟钝、笨拙的印象，倒是瘦劲的身骨，能使人产生矫健、腾骞的感觉。杜甫笔下的骏马，也只有那种瘦骨锋稜、神气清峻的形体才相称。“顾长康（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）画人，或数年不点目睛。人问其故，顾曰：‘四体妍蚩，本无关于妙处，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中。’”（《世说新语·巧艺》）而马的神骏，则全表现在筋骨之中，就像伯乐所说的那样：“良马可形容筋骨也。”（《列子·说符》）杜甫深悟此理，故他的咏马诗屡次通过“骨相”来传神写照：“胡马大宛名，锋稜瘦骨成。”“骕骦一骨独当御，春秋二时归至尊。”“矫矫龙性含变化，卓立天骨森开张。”“腾骧磊落三万匹，皆与此图筋骨同。”
唐代韩干所绘《牧马图》
肉、骨之辨，并非始于杜甫。重骨轻肉，自六朝以来，在社会风尚、艺术评价方面，一直占着主流地位。王羲之说：“凡字多肉微骨，谓之墨猪书也。”（《字书》）杜甫论汉代书法，也说：“苦县光和尚骨立，书贵瘦硬方通神。”（《李潮八分小篆歌》）南齐谢赫论绘画六法，第一是“气韵生动”，第二是“骨法用笔”（《古画品录》）。但到了唐代，新的历史文化环境，要求在艺术领域出现一种能体现盛唐风貌的新风格。颜真卿的字、韩干的马，都变瘦劲为肥厚，正是对传统审美观的突破，开创了一种更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新的艺术风尚，故深谙艺术之道的苏轼，对颜书韩画，作了极高的评价。从这上面看，杜甫的审美趣味，与颜真卿、韩干、苏轼等人大不相同。不过，骨肉之辨，不仅可看出杜甫的审美趣味，同时也反映了他的审美理想。杜甫从不曾将马看作一头普通的牲口，仅仅供人坐骑而已。马在他的笔下，始终是一种象征，一种理想人格的象征。
六朝重骨轻肉的审美趣味，和当时的人物品藻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据《世说新语》载，王羲之曾叹支遁“器朗神俊”，言祖约“风领毛骨，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”，称刘惔“标云柯而不扶疏”，见陈泰“垒块有正骨”；而当时人又认为阮裕“骨气不及右军（王羲之）”，嘲笑韩康伯“似肉鸭”“将肘无风骨”。神韵超逸、风骨隽朗集中体现了人的内秀外美；而大腹便便的形象，则常使人同脑满肠肥连在一起。前人认为杜甫咏马重骨，实是将马拟人化，是从品鉴人物上着眼的。如明末王嗣奭说，《天育骠图歌》中“卓立天骨森开张”这一句诗，“分明描出豪杰模样”。杜甫批评韩干画马，“非失于肥，盖取姿媚以悦人者，于马非不婉肖，而骨非千里，则‘骅骝丧气’矣”（《杜臆》）。至于清初金圣叹所言，则更加直截了当：“从来佳士，必不以肉重也。”“画肉不画骨，箴贬世人不少！”（《杜诗解》）不过，人们的生活环境、审美情趣并不尽同。俗马多肉，自有俗眼赏识，脑满肠肥常被看作是富贵特有的象征。相马失之瘦，相士失之贫，始终是失志之士对世俗轻薄势利的慨叹。“始知神龙别有种，不比凡马空多肉。”“凤臆龙鬐未易识，侧身注目长风生。”（《李鄠县胡马行》）这几句诗，写出了英雄未遇、磊落自负的光景。看到这些，对杜甫重骨轻肉说也就能有一个更加深刻和全面的理解。 画鹰
早在先秦诗文中，就已留下了有关鹰的文字记载：“维师尚父，时维鹰扬。”（《诗·大雅·大明》）“仓庚鸣，鹰变为鸡”，“蟋蟀居堂，鹰乃学习”，“寒蝉鸣，鹰乃祭鸟”（《礼记·月令》）。“视民如子，见不仁者诛之，如鹰鹯之逐鸟雀也”（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五年）。其中最著名的也许要算唐雎对秦王的几句话：“夫专诸之刺王僚也，彗星袭月；聂政之刺韩傀也，白虹贯日；要离之刺庆忌也，仓鹰击于殿上。”（《战国策·魏四》）据说一贯骄横的秦王，听了这番话后，居然神色沮丧，在挺剑而起的唐雎面前，暂时打消了并吞安陵这个小国的念头。从此以后，鹰（连同鹘、□这类鸷鸟）一直作为击恶排难所向披靡的猛禽，以其特有的雄姿逸态，出现在诗文之中。而杜甫的几首“画鹰”、“画鹘”诗，在同类作品中，尤其脍炙人口。
清代诗人沈德潜说：“唐以前未见题画诗。”（《说诗晬语》）唐代国势强盛，经济繁荣，对外交往密切，当时长安是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，不少印度、西域的僧人、商人来到中国，将当地的艺术（特别是佛教艺术）传了进来。唐代虽无宫廷画院，但前期的君王大多爱好书画，唐太宗曾向民间购求绘画，唐玄宗即位之后，“始置翰林院，密迩禁廷，延文章之士，下至僧、道、书、画、琴、棋、数术之工皆处之，谓之待诏”（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玄宗天宝十三年）。这都有力地刺激着绘画艺术的发展。“圣唐至今二百三十年，奇艺者骈罗，耳目相接，开元、天宝，其人最多，何必六法俱全，但取一技可采。”原注：“谓或人物，或屋宇，或山水，或鞍马，或鬼神，或花鸟，各有所长。”（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）可见唐代绘画艺术，已经勃然兴起，蔚为大观。诗歌和绘画的同时兴盛，诗人和画家的密切交往，必然会促使诗人通过诗歌创作来赏画评画。唐代有不少作家作过题画诗，而其中写得较早、数量较多、成就最高、影响最大，则非杜莫属了。正是有见于此，沈德潜又说：“开此（题画诗）体者老杜也。”
翻阅杜诗，常常可以找到诗人将鹰、马并提，除了马，鹰是他最爱吟咏的对象。前人曾说杜甫的“画鹰”诗，句句不脱“画”字。这话没说错，但也没说全。如果杜甫仅仅只是在画面上体贴摹写，他的诗决不会写得如此奇警，如此生色。沈德潜说：“其法全在不黏画上发论，如题画马画鹰，必说到真马真鹰，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。”杜甫总是因画马而及真马，因画鹤而及真鹤，因画鹰而及真鹰，因画鹘而及真鹘。明代陆时雍说：“咏画者多咏真，咏真易而咏画难，画中见真，真中带画，尤难。”（《杜诗详注》引）不过他人所难，杜甫却能得心应手地应用。他的题画诗，都以真为画，以画为真，忽从真物说到画物，忽从画物说到真物，真物画物，交织一体，不可分辨。如《画鹰》诗：“?身思狡兔，侧目似愁胡。绦旋光堪摘，轩楹势可呼。”传神写照，飞动如生，呼之欲出。又如《画鹘行》：“高堂见生鹘，飒爽动秋骨。初惊无拘挛，何得立突兀。……”后人评为“读之便似生鹘当面直掠过来，其势极峻”（金圣叹《杜诗解》）。这些诗语意层层跌宕，文笔顿挫生姿。最使人惊叹的是：诗人咏鹰咏鹘，笔笔都用飞腾凌厉之势表现，“瞥然飞到人眼前”，“瞥然飞出人意外”。在静止的画面刮起雄风，使奇矫之骨、抟空之气、飒爽之意，在纸上活现。
与咏马一样，杜甫咏鹰，实际上也是在写人。他的题画诗，所以能以真为画，以画为真，除了凌厉的笔势、形象的描写，还在于这些诗都寄托着他深沉的现实感慨。如《姜楚公画角鹰歌》，因有感于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，希望诸将能乘胜直下幽燕，捣毁叛军老巢，故劈面即有“杀气森森到幽朔”之语。杜甫晚年寓居瀼西（今属四川奉节县），写了集中第一长诗《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》，其中依然谆谆致词：“乘威灭蜂虿，戮力效鹰鹯。”杜甫好写鹰，不仅是思鹰鹯之臣和鹰扬之将以平内乱，同时也是托鹰自负，如《杨监又出画鹰十二韵》：“干戈少暇日，真骨老崖嶂。为君除狡兔，会是翻□上。”“盖因才志不展，而发兴于鹰扬者”（《杜诗详注》引王嗣奭语）。而《画鹰》诗：“何当击凡鸟，毛血洒平芜。”“以真鹰气概期之，乘风思奋之心，疾恶如仇之志，一齐揭出”（浦起龙《读杜心解》）。在杜甫诗中，无论是咏真鹰，还是画鹰，都表现出一种“以雄材为己任，横杀身而独往”的气魄。仇兆鳌评杜甫的《雕赋》：“其一种慷慨激昂之气，虽百折而不回，全篇俱属比喻，有悲壮之音，无乞怜之态，三复遗文，亦有横秋气而厉风霜矣。”（《杜诗详注》）这几句话，也完全适用于评他的《画鹰》诗。 干谒
“以兹悟生理，独耻事干谒”。对杜甫这两句诗，后人始终激赏不已。此外，诗人还以凤凰、高马自命：“凤凰从东来，何意复高飞。竹花不结实，念子忍朝饥。”（《述古三首》）“高马勿捶面，长鱼无损鳞。辱马马尾焦，困鱼鱼有神。君看磊落士，不肯易其身。”（《三韵三篇》）以喻其志节操守。而王夫之则根据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这首诗，指责杜甫：“陶公‘饥来驱我去’，误堕其中；杜陵不审，鼓其余波。嗣后啼饥号寒、望门求索之子，奉为羔雉。……”（《姜斋诗话》）在这首诗中，杜甫极言当时在长安的穷困潦倒之状：“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。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潜悲辛。”东汉向栩生性卓诡，有时骑驴入市，乞丐于人，但这只是佯狂之状，而杜甫则正像颜之推所说的那样，不幸在当时有些称誉，以至“见役勋贵，处之下座，以取残羹冷炙之辱”（《颜氏家训·杂艺》）。不过杜甫写这首诗，并不是效穷途之哭，而是在干禄求进，想以此博得韦济的同情，获得推荐汲引而已。这和他“独耻事干谒”之语，确实大相径庭。但若像王夫之那样，说这是诗人心术、气量败缺处，则未免厚诬前贤了。
潘德舆认为：“少陵酬应投献之诗，不尽符其平素鲠直之谊，盖唐人风气使然。”（《养一斋诗话》）不仅杜甫，就是倜傥不羁的李白、生性倔强的韩愈，集中都有干谒之作。韩朝宗喜欢识拔后进，曾向朝廷推荐崔宗之、严武等人，所谓“一登龙门，则声誉十倍”，致“使海内豪俊，奔走而归之”（李白《与韩荆州书》）。可见当时干谒风气之盛。韩愈言：“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。”（《杂说》四）尽管马有千里之才，但只有先得到“伯乐”赏识，然后才能得到社会承认。故有进取心的士子，热中干谒，也就不可避免了。一方面为维护操守，以干谒为耻；另一方面为施展才能，又不得不走干谒之路。正是这种社会现实，造成诗人矛盾的言行。
“甫昔少年日，早充观国宾。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赋料扬雄敌，诗看子建亲。李邕求识面，王翰愿为邻。”在此，杜甫自言学优才敏，足以驰骋古今，并得到韦济的赏识：“每于百僚上，猥诵佳句新。”但是，杜甫不甘以词人自居，而有着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抱负，怀着“自谓颇挺出，立登要路津”的希望。可是事与愿违，“此意竟萧条，行歌非隐沦。骑驴十三载，旅食京华春”。“回首驱流俗，生涯似众人”。始终不遇于时。诗人向往的是一个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”的世界，但实际上却落入“青冥却垂翅，蹭蹬无纵鳞”的境地，以致发出“纨袴不饿死，儒冠多误身”，“有儒愁饿死，早晚报平津”的悲愤之声。满腹牢骚，满腔愤激，冲口而出。看来，韦济对杜甫的“真知”，也只是赏识其诗而已，并无引荐之意，于是杜甫产生了怨望：“窃效贡公喜，难甘原宪贫。焉能心怏怏，只是走踆踆。”并出现离开长安，从此摆脱羁縻、不问世事、遨游江湖之上的想法，故结句说：“白鸥没浩荡，万里谁能驯！”
河南巩县一窑洞，相传杜甫在此出生
董养性认为这首诗“篇中皆陈情告诉之语，而无干望请谒之私，词气磊落，傲睨宇宙。可见公虽困踬之中，英锋俊采，未尝少挫也”（《杜诗详注》引），未免誉之过甚。如果再联系同时所作的其他干谒诗一起看，更觉其言不实。正像赵翼所说的那样，杜甫在困居长安这一时期，“几于无处不乞援”，“若不胜其乞哀者”（《瓯北诗话》）。其中有些诗（如《投赠哥舒翰开府二十韵》《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》等），词语卑下，情隘意戚，有不少违心之言。不过，前人对此往往采取谅解的态度，认为士当穷困之时，急于求进，干谒贵人，在所难免。如王嗣奭说：“是时李林甫、陈希烈当国，忌才斥士，无路可通，（哥舒）翰独能甄用才俊，不得已而欲依之以进也。”（《杜臆》）仇兆鳌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：“少陵之投诗京兆（鲜于仲通），邻于饿死；昌黎之上书宰相，迫于饥寒。当时不得已而姑为权宜之计，后世宜谅其苦心，不可以宋儒出处深责唐人也。”（《杜诗详注》）但像哥舒翰那样的人，其攻伐吐蕃，明明是杀人邀功，逢君之恶，杜甫在《兵车行》中曾作过尖锐的揭露批判，而在投赠诗中却极力称颂其功绩，待到日后安史叛乱、潼关失守后，又加以指责，前后乖戻未免太甚。白璧之瑕，众目共睹，这是谁也无法为贤者讳的。其实杜甫本人对此既不讳隐，也不辩解，置之集中，不加删削，这比起后来某些人文过饰非，篡改史实，欺世盗名，格外显得可贵。杜诗能成为诗史，杜甫能成为诗圣，有着众多原因，这应是其中不应忽视（但却常常被忽视了）的一个重要方面。 登塔
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（648），太子李治为追念其母文德皇后的养育之恩，在长安东城晋昌坊修建佛寺，名为“慈恩”。建成之后，特请赴印度取经回国的高僧玄奘主持寺务。高宗永徽三年（652），玄奘在慈恩寺西院建造一座塔，用来存放从印度带回的佛经，原名慈恩寺塔，即现在坐落在陕西西安市南的大雁塔。关于雁塔的得名，并非因为塔形似雁，据《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载：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有个佛寺，一天，众僧饿着肚子，看见一群雁从头上飞过，就打趣说：“菩萨应该知道我们没东西吃吧。”飞在最前面的雁，应声摔到地上。众僧认为这雁是菩萨的化身，十分感动，于是建造一座塔，把雁埋在下面，以作纪念。玄奘曾到这座塔下致礼，所以他自己建造的佛塔，也称为大雁塔。
塔初建时为五层，高十八丈，武则天长安年间，重新修建。代宗大历年间又改建成十层。后经战火破坏，现存七层，高达六十多米。由于寺庙规模宏大，塔身雄伟壮观，故成为长安的游览胜地。自中唐以后，新科进士，都要到雁塔下题诗留名。至于吟咏塔的诗篇，就更多了。据说白居易、元稹曾到塔下烧香，忽然看到章八元的诗：“十层突兀在虚空，四十门开面面风。却怪鸟飞平地上，自惊人语半天中。回梯暗踏如穿洞，绝顶初攀似出龙。落日凤城佳气合，满城春树雨蒙蒙。”（《题慈恩寺塔》）为之赞叹不已，于是叫人把其他诗都拿走，只留下这一篇。也许是由于元、白扬之过甚，难副其实，反招来后来张戒、王士禛等人的非议。而人们在批评章诗时，又必然会举出杜甫的《同诸公登慈恩寺塔》，以作比较。
大雁塔
玄宗天宝十一年（752）秋，杜甫和高适、岑参、薛据、储光羲等人，同登慈恩寺塔，各有题咏。和杜诗相比，章诗不仅没有那种高远的韵致，更缺少阔大的气魄。“高标跨苍穹，烈风无时休。自非旷士怀，登兹翻百忧”。起首四句，即情出物表，神游象外，将穷高极远之状，可惊可忧之意，一并写出。拿章诗与杜诗相比，就像小山与乔岳争高。即使同游诸作，也轩轾易见。仇兆鳌认为：“岑、储两作，风秀熨贴，不愧名家；高达夫出之简静，品格亦自清坚。少陵则格法严整，气象峥嵘，音节悲壮，而俯仰高深之景，盱衡今古之识，感慨身世之怀，莫不曲尽篇中，真足压倒群贤，雄视千古。三家结语，未免拘束，致鲜后劲。杜于末幅，另开眼界，独辟思议，力量百倍于人。”（《杜诗详注》）
像这类登高凭眺之作，描写眼前景象，作奇伟语容易，抒写心中情思，作性情语实难。岑参诗“四角碍白日，七层摩苍穹。下窥指高鸟，俯听闻惊风”。“秋色从西来，苍然满关中。五陵北原上，万古青蒙蒙”诸句，气象恢弘，笔力雄健，不让杜诗。但最后却说“净理了可悟，胜因夙所宗”，生消极厌世之想，令人有前后不称之感。而杜诗下半首“秦山忽破碎，泾渭不可求。俯视但一气，焉能辨皇州”四句，写山河破碎，一望苍然。以兴起“最是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”之意。“回首叫虞舜，苍梧云正愁。惜哉瑶池饮，日晏昆仑丘”。上二句思古，以虞舜苍梧，比喻太宗昭陵；下二句伤今，以西王母在瑶池宴饮，比喻杨贵妃在华清池作乐。自张九龄罢相之后，朝廷贤臣，相继被排斥，在朝大臣，大多尸位素餐，故诗人最后以“黄鹄去不息，哀鸣何所投。君看随阳雁，各为稻粱谋”结束全篇。当时杜甫凭高远眺，百忧翻腾，意识到朝局日变，天下将乱，而玄宗方耽于逸乐，不恤国事，岌岌乎有飘摇崩析之惧，于是追想国初政治之隆，预忧日后荒淫之祸，通过吟咏眼前之景，写出国事杌陧之象，将胸中郁结，尽情吐出。
唐太宗所作，褚遂良所书，藏于大雁塔内的《圣教序》（局部）
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玄宗天宝十一年载：“上（玄宗）晚年自恃承平，以为天下无复可忧，遂深居禁中，专以声色自娱，悉委政事于（李）林甫。林甫媚事左右，迎合上意，以固其宠；杜绝言路，掩蔽聪明，以成其奸；妒贤疾能，排抑胜己，以保其位；屡起大狱，诛逐贵臣，以张其势。自皇太子以下，畏之侧足。凡在相位十九年，养成天下之乱，而上不之寤也。”此诗以忧患意识，写出时代缩影，身世之感、家国之思，无所不包，但又只写塔上所见，句句说时事，语语是登临。胡舜陟、钱谦益将通体都看作比喻，未免过于穿凿。唯其如此，故全诗能“自首至结一气，横厉无前，纵越绳墨之外，激昂霄汉之表”（黄子云《野鸿诗的》）。苏轼《登常山绝顶广丽寺》诗：“西望穆陵关，东望琅玡台。南望九仙山，北望空飞埃。相将叫虞舜，遂欲归蓬莱。”在语句上摹拟杜诗，只是由于缺少杜甫那种深切的忧患、深沉的感慨，那种发人深省的内涵，因此也就没有杜诗那种深远的意境、深刻的揭示，以及那种动人心魄的力量。而这正是杜诗高出侪辈、擅誉千古之处。 非战
戊戌政变后，梁启超逃往日本，目睹当时日本社会的各种情状，认为“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，日尚武与右文是也。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，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”（《自由书·祈战死》），并举出杜甫的《兵车行》，作为中国古代非战诗的代表作。
王嗣奭、王道俊认为这首诗作于天宝八年（749），当时哥舒翰穷兵吐蕃，损失惨重。黄鹤、钱谦益认为此诗作于天宝十年（751），当时鲜于仲通出征南诏，兵败泸南。其实，唐玄宗晚年好大喜功，穷兵黩武，边衅既开，海内骚然，国家凋弊，民不聊生，故诗人完全可能假托征人自诉之词，抒写愤激之情。如果局限在某一件事上，反而抛却了作品深刻的现实意义。
“车辚辚，马萧萧，行人弓剑各在腰。耶娘（爷娘）妻子走相送，尘埃不见咸阳桥。牵衣顿足拦道哭，哭声直上干云霄。”首段瞥然而起，但写行色，不言其事，如风起潮涌，一气喷薄。前面以人哭开始，最后又以鬼哭呼应：“君不见青海头，古来白骨无人收。新鬼烦冤旧鬼哭，天阴雨湿声啾啾。”清人方东树说：“结与起对着，悲惨之极，见目中之行人，皆异日之鬼队也。”（《昭昧詹言》）驱民锋镝之祸，一至于此！更可悲的是：“长者虽有问，役夫敢伸恨？”元人吴师道说：“寻常读之，不过以为漫语而已，更事之余，始知此语之信。盖赋敛之苛，贪暴之苦，非无访察之司，陈诉之令，而言之未必见理，或反得害。不然，虽幸复伸，而异时疾怒报复之祸尤烈，此民之所以不敢言也。‘虽’字、‘敢’字，曲尽事情。”（《吴礼部诗话》）役夫不敢申诉的怨恨，以更加悲愤的感情、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，在杜甫诗中表现出来。
对于这种向外扩张的战争，清代诗人王昙曾持肯定、赞美的态度：“西域河沙古未开，氂牛徼堠接轮台。扫空瀚海长城外，断得匈奴右臂来。和议终非中国计，穷兵才是帝王才。守文弱主书生见，难与英雄靖九垓。”（《汉武帝茂陵》）但实际情况并不像王昙所说的那样。如果没有文、景之治，决不会有西汉前期国势的强盛和繁荣；如果没有文帝、景帝这些“守文之主”留下的巨大财富，“穷兵帝王”武帝决无力量对外发动战争。但其北讨强胡、南伐劲越的结果，是海内虚耗、人口减半、民变蠭起、国家危殆，就像一个好在外面惹事生非的败家子，将祖宗辛辛苦苦积下的一点家业差点败光。武帝晚年，深感前非，对群臣说：“朕即位以来，所为狂悖，使天下愁苦，不可追悔。”“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：‘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，是重困老弱孤独也……’”（《资治通鉴·汉纪》武帝征和四年）杜甫在诗中，称唐玄宗为武皇，就穷兵黩武，将一个强盛的帝国引入危机四伏的衰败之路这上面看，两人确有极其相似之处。“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，千村万落生荆杞。纵有健妇把锄犁，禾生陇亩无东西。”正是当时社会真切、形象的写照。受到战争伤害的，不只是数万、数十万无辜牺牲的士兵，而是所有的百姓，从边地刮起的凄凉肃杀的阴风，已经吹遍了各地。连年不断的战争，使农桑尽废，不仅将人逼到难以生存的境地，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实力。即使没有“安史之乱”的冲击，当时的唐帝国也已经陷入困境之中。
据史载，天宝八年（749）玄宗命哥舒翰率兵六万三千，攻吐蕃石堡城，吐蕃只以数百人守之，唐士卒死者数万。天宝十年，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，大败于泸南，士卒死者六万人，仲通仅以身免。杜甫晚年作诗追忆往事，曾说：“先帝正好武，寰海未凋枯。猛将收西域，长戟破林胡，百万攻一城，献捷不云输。组练去如泥，尺土负百夫。”（《遣怀》）为了迎合玄宗的心意，哥舒翰、杨国忠等人，报喜不报忧，献捷而掩败，驱使百万之众，攻打一城，以数万人的生命，换取弹丸土地。只因“武皇开边意未已”，致使“边庭流血成海水”。在“非战”还是“尚武”这个问题上，还有一个更为尖锐、实际的问题：君王个人的欲念、虚荣，和广大百姓的生命、利益，究竟哪个更重要？亿万生灵，难道只是君王的工具，还有没有其独立的人格？以数万生命，攻取一个城堡，是否值得？除了让君王一时高兴，于国何利？于民何利？“苍苍烝民，谁无父母？提携捧负，畏其不寿。谁无兄弟，如足如手？谁无夫妇，如宾如友？生也何恩？杀之何咎？”（李华《吊古战场文》）只要同意孟子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这句话，必然也会同意他另外两句话：“有人曰‘我善为陈（阵），我善为战’，大罪也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“今之事君者皆曰：‘我能为君辟土地，充府库。’今之所谓良臣，古之所谓民贼也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）
天宝年间，正是唐代边塞诗最兴盛的时期，其代表作家高适，当杜甫作《兵车行》之时，正在哥舒翰的幕府任书记，杜甫曾赠高适诗，里面颇含讽劝之意：“崆峒小麦熟，且愿休王师。请公问诸将，焉用穷荒为？”（《送高三十五书记》）在高适、岑参等人的边塞诗中，虽然也写了征戍之苦，但往往只限于相思离别、环境险恶上面，缺乏像杜甫那样的勇气和识见，那种批判现实的精神，因此也就不能将战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，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，其作品也就缺乏杜诗那样的深度和力度。
最后该提一下的是：当安史之乱爆发后，尽管当时百姓的困苦比天宝年间更甚，但杜甫还是坚决主张平息叛乱。可见杜甫“非战”，只是反对对外侵略战争，反对统治阶层内部的残杀，并非对战争一概持否定的态度。 灵湫记异
相传西周末期，周幽王在骊山（地处今陕西临潼东南）北麓修建骊宫。山有温泉（汤泉）。但那时的温泉，上无尺栋，下无环墙，沐浴时可见星辰，名为“星辰汤”。直到秦始皇，才在这里砌石起宇，名为“骊山汤”。唐玄宗天宝六年（747）在此大举扩建，将汤井改建为池，环山建造宫室，更名为“华清宫”，因宫在汤泉之上，又名“华清池”。华清池是唐代帝王游乐的别宫，天宝年间（742－755），玄宗在每年十月，都要携杨妃姊妹来这里，直到年底或第二年暮春三月才回长安。其间还要驾临汤泉东面的灵湫致祭。有感于时事危急，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夕，写了《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》这首诗。
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：“月中有蟾蜍。”高诱注：“詹渚，月中蛤蟆，食月，故曰蚀于蟾蜍。”古人将蛤蟆看作是蚀月之物。月是阴精，为后妃之象。据姚汝能《安禄山事迹》载，禄山自请为杨妃养子，入朝必先拜杨妃，出入宫中，不受禁止，浊乱宫闱。诗中说“坡陀金蛤蟆，出见盖有由”，正是以蛤蟆蚀月寓讽刺之意。李白《古朗月行》：“蟾蜍蚀圆影，大明夜已残。羿昔落九乌，天人清且安。阴精此沦惑，去去不足观。忧来其如何？凄怆摧心肝。”语意与此相似。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玄宗天宝十三载：杨国忠言安禄山必反，且曰：“陛下试召之，必不来。”玄宗使召之，禄山闻命即至，并见上于华清宫。由是益信禄山，国忠之言不能入矣。太子亦知禄山必反，言于玄宗，不听。加上杨妃同安禄山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，也决不肯加罪于他。唐人好以西王母比杨妃，故诗中说；“至尊顾之笑，王母不肯收。”
华清池
又据《安禄山事迹》载：“尝夜宴禄山，禄山醉卧，化为一黑猪而龙首。左右遽言之，玄宗曰：‘猪龙也，无能为者。’”，这固然出于后人的编造，荒诞不经，但唐玄宗对安禄山的轻信、放任，确已到了昏聩的地步。安禄山被遣归范阳，无异纵虎归山，就像猪龙僭拟真龙，蛤蟆变为长虬，其叛逆之势已成，不可制服了。故诗中说：“复归虚无底，化作长黄虬。”王嗣奭道：“禄山当如阴虫伏处，今一旦凭藉宠灵，窥窃神器，妄自意为夭矫飞天之物，岂非蛤蟆而黄虬，上下失位者乎？”（《杜诗详注》引）深中此诗肯綮。
当杜甫作诗之时，安禄山反信未至，而逆迹已萌，但有言禄山反者，玄宗皆缚送禄山，由是人皆知其将反，无敢言者。诗人出于对形势的忧虑，不敢不言，又不敢显言，故用“始以蛤蟆忽之，终为长虬难制”立意，作曲笔之讽，写得迷离恍惚，变幻莫测，奇奇怪怪，不可方之。但只要弄清有关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传闻异说，就不难理解了。
赵翼论“蹉跎金蛤蟆”以下几句，引唐人陆勋《集异志》语：“高宗患头风，莫能疗。有宫人陈姓者，世业其术，帝令其合药。方置药炉，忽一蛤蟆跃出，色如黄金，背有朱书‘武’字，帝命放之苑池。”言“《集异志》本小说家，而少陵用之，想是实事”（《瓯北诗话》）。杨伦《杜诗镜铨》引钮琇《潇湘录》所记，与此相同。清人张上若则认为“湫龙移宅当时或有其事，至金蛤蟆则全是寓意，公故做幻笔以实会虚，使读者不测，亦定、哀微词也”（郭曾炘《读杜札记》引）。杜甫写这首诗，所依据的究竟是当时的实事还是传闻，其实并不重要，一定要说其中某某是实事，反致刻舟求剑、胶柱鼓瑟之诮＞投鸥此担皇窍胍源司蛐诙眩墙车摹疤烊烁杏Α彼担檬男问奖硐殖隼础<BR> 钱谦益《钱注杜诗》引《长安志》：“贞观中，乘舆将自东门入，时（汤泉）水暴涨平岸，见物状如猪，命有司致祭，其物因失所在。开元八年冬，乘舆自南入，至半城，黑风从东北角起，倏忽满城，从官相失。上策马逾城，下至渭川，云气稍解，怅然还宫。时翰林学士王翰作《答客问》上之：“龙跃汤泉云渐回，龙飞香殿气还来。龙潜龙见皆云应，天道常然何问哉。”王翰之言，力破当时的迷信传说；反之，“天人感应”说则利用（甚至编造）一些迷信传说。不过，君王大多是些与科学的知识格格不入的人，他们不相信自然的力量，任何通情达理的解释和规劝，都不可能影响他们不合理性的想法和行为；但他们又都敬畏天地的意志，崇拜超自然的力量。故古人在上谏时，往往借助“天人感应”说，就是想凭藉神灵的权威来制约君王的行为，尽管这种制约作用实在很有限，并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。就这一点而言，“天人感应”说的意义，还不能说是完全消极的。 对月
据说屈原被放逐之后，怀着满腔忧愤，在山林水泽之间徘徊。当他看到楚国先王祠庙的壁上，画有天地山川神灵及古代各种史实传说时，呵壁疾书，连发一百七十余问，以抒写愁思。其中有几句问月：“天何所沓？十二焉分？日月安属？列星安陈？”“夜光何德？死则又育？厥利维何，而顾菟在腹？”（《天问》）天在哪里同地会合？十二辰怎样划分？日月寄托在什么上面？众星又陈列在哪里？月亮有什么本领，居然能够死而复生？兔子在它的腹中，究竟有什么好处？不过屈原在发问时，却忘了两个更重要的问题：月亮究竟怎样形成？为什么世人在月光之下，格外容易产生思乡思亲的感情？
据古人阐释，月是“阙”，有满则有阙（缺）。古人对月的解释，始终离不开一个“阙”字。悬挂在夜空中的月亮，永远处在消长变化的过程中，周而复始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”（苏轼《水调歌头》）。“缺”是月亮的特征，也是世人的遗憾。据说嫦娥偷吃了丈夫羿的长生不死药，独自逃奔月宫，成了居住在月中的仙人。但她并没有找到幸福，“云母屏风烛影深，长河渐落晓星沉。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”（李商隐《嫦娥》）。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冷清清的月宫之中，该是何等寂寞凄凉。当人在他乡羁旅的时候，那种因不见亲人而产生的愁思，面对着月亮的圆缺，想起独居的嫦娥，触景生情，势必变得更加强烈。
唐玄宗天宝十四年（755）冬，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名，在范阳（今北京）起兵叛变。次年六月，叛军攻占长安，玄宗逃奔四川。七月，肃宗在灵武（今属宁夏）即位。当时杜甫一家正避乱流亡到鄜州（今陕西富县）羌村，听到消息后，即想为国赴难，投奔灵武，但在途中被叛军俘获，押送到长安，直到第二年四月才脱身。在此期间，诗人在月光下思念远在他乡的妻子，写了两首诗。一首是众口传诵的《月夜》：“今夜鄜州月，闺中只独看。遥怜小儿女，未解忆长安。香雾云鬟湿，清辉玉臂寒。何时倚虚幌，双照泪阑干？”浦起龙评这首诗：“心已驰神到彼，诗从对面飞来，悲惋微至，精丽绝伦，又妙在无一字不从月色写出也。”（《读杜心解》）另一首是《一百五日夜对月》：“无家对寒食，有泪如金波。斫却月中桂，清光应更多。仳离放红蕊，想像颦青蛾。牛女漫愁思，秋期犹渡河。”这首诗作于肃宗至德二年（757）寒食，诗题不作“寒食夜对月”，是因为诗人从去年冬天离家出走，到这时已有一百零五日，故突出这一点，用作诗题，以见和家人分离已经很久了。
“花明月黯笼轻雾，今宵好向郎边住。刬袜步香阶，手提金缕鞋”（李煜《菩萨蛮》）。“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（欧阳修《生查子》）。热恋中的情人，是不会注意月亮阴晴圆缺的，对他们来说，花边月下，永远是最理想的地方。这里没有喧哗，没有烦扰，从月中洒出的柔和的清光，从情人口中吐出的柔和的气息，最后都消融在醉人的静谧之中。但在杜甫眼中，由于国破家散，四周的一切景物都变得异常凄凉，即使看到鲜花，也因感叹时事而流出眼泪；即使听到鸟啼，也因怨恨别离而心惊魄动。因此，当他对着月亮，就会有“仳离放红蕊，想像颦青蛾”的愁思，因“红蕊”撩人，惹起别离的怨恨；因月中嫦娥，想像妻子有愁眉；进而因“月是故乡明”的感慨，产生“斫却月中桂，清光应更多”的奇想。
宋代罗大经说：“李太白云：‘刬却君山好，平铺湘水流。’杜子美云：‘斫却月中桂，清光应更多。’二公所以为诗人冠冕者，胸襟阔大故也。”（《鹤林玉露》）能表现杜甫“胸襟阔大”的诗篇，确实不少，如在入蜀道中所作的《剑门》诗，其中“吾将罪真宰，意欲铲叠嶂”两句，笔力雄肆，志趣高远，胆识过人，确实无愧此美。但《对月》中这两句诗绝对不是这样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载：“徐孺子（徐穉）年九岁，尝月下戏，人语之曰：‘若令月中无物，当极明邪？’徐曰：‘不然。譬如人眼中有瞳子，无此必不明。’”李白《赠崔司户丈昆季》诗：“欲折月中桂，持为寒者薪。”杜甫这两句诗，既没有徐穉那种高妙的情趣，也没有李白诗中所表现的仁者之心，只是因为离情别愁的折磨，于是连月亮上的一些阴影也无法容忍，竟至于出现“斫风景”的念头，这种胸襟，无论如何谈不上“阔大”。
“义山《杂纂》，品目数十，盖以文滑稽者。其一曰‘杀风景’，谓清泉濯足，花上晒裈，背山起楼，烧香煮鹤，对花啜茶，松下喝道”（《樊南文集·杂记》）。这些伤花损树的细行，比起杜甫“斫却月中桂”的大言，实不足道。但杜甫这两句诗，从不曾遭到什么非难，相反还赢来不少赞叹，除了遣词造语的雄奇外，更重要的是：这并不是一种无聊的想法，而是出于感情上的需要。由于这种别离相思是人所共有的，而且又是难以排遣的，常常才下眉头，又上心头，因此在这样的境遇中，产生这种奇特的想法，也就能够为人理解和接受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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